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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斗争如此严重

发布时间:2021-01-25 15:24:01 阅读: 来源:压铸锌铝件厂家

张维迎: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斗争如此严重

编者按:“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此严重呢?”本文是张维迎教授2000年发表的文章,旨在回答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今天读来感觉并不过时,因为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缓解,反倒在加剧。经授权,我们将此文重新发表,希望引发读者思考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要害所在。

点击查看>>>张维迎最新观点  产权制度与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  无论在西方的股份制公司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比西方股份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要严重的多。观察表明,国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用于改进管理和提高企业效益,而是争权夺利。权力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从秘密收集竞争对手的黑材料,写匿名信告状,公开撒播流言蜚语进行人身攻击,拉拢贿赂上级主管,到给对方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用暴力残害竞争对手,可以说无奇不有。我们发现,那些能力低而权力斗争技能高的人最热衷于权力斗争。有些能力高的人本来不愿意权力斗争,但也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战。能力低的人为争夺权力而战,能力高的人为捍卫权力而战。而且,权力斗争的结局常常是高能力的人被低能力的人所击败,好多企业被内部的权力斗争拖垮。相比之下,西方企业经理人员用于权力斗争的时间和精力大概不会超过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用于权力斗争的时间和精力,斗争的方式也比后者简单的多。在那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写给股东的匿名信,只有写给股东的支票。权力斗争的通常结局是,控制权从能力较低的经理转移到能力较高的经理。  在政治组织,权力斗争常常是组织设计的目标之一,为的是使政治家之间相互监督,避免权力的垄断对社会带来的损害。我们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权力斗争也有制度设计的目的性因素。当没有真正的股东监督经理人员时,通过权力斗争的相互监督可能是必要的。但国有企业内部如此严重的权力斗争已远远超出了相互监督所要求的界限,极大地损害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功能。人们用“内耗”形容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意味着这样的权力斗争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政府高层号召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意味着这样的权力斗争也不是作为“所有者”的政府愿意看到的。那么,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此严重呢?  我最近提出的的一个基本假说是: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产权安排的结果(《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事实上,国有企业产权安排带来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将企业由一个经济组织转换为一个政治组织,从而诱使企业内部人员不是将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性活动,而是用于权力斗争。通常,我们认为企业只创造货币收益。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指出的, 企业产生两种收益,一种是货币收益,另一种是控制权收益。前者可以理解为通常讲的利润(或销售收入),与经理的经营能力和工作努力正相关;后者包括指挥下属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当经理的社会地位,在职消费,将企业资源转移到能给个人带来其他好处的用途等所有难以用货币度量和合约化的个人收益。企业的货币收益按照正式的所有权安排在所有者之间分配,控制权收益则只能由掌握控制权的经理享有。与此相对应,企业内部成员可以将时间和精力分配于两种相互竞争的用途上:或者从事生产性活动提高企业的货币收益,或者从事权力斗争以获得控制权收益。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生产性努力”,后者称为“权力投资”。 在西方的私有企业制度下,控制权的转移是通过股票的转让或经理人市场(包括内部经理人市场)完成的。一个人要获得控制权,或者需要把股票买下来,要付出货币形态的代价,或者要说服股东他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大的货币收益。因为股东只关心经理创造的货币收益,他们最有积极性选择经营能力高的人控制企业,争夺控制权的斗争通常表现为预期能力高的竞争对手向预期能力低的现任经理的挑战,能力低的人是很难获胜的。特别地,因为现任经理一般都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位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由一个经营能力更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殖得到补偿。退一步讲,即便现任经理不持有企业股票,外部股东和高能力的竞争对手也有积极性赎买他们(所谓的“金降落伞”),如果控制权的转移带来的货币收益的增加足够大的话。因而,低能力的现任经理对职位的捍卫会很有节制。进一步,因为在经理人市场上,企业的货币收益是显示经理经营能力的一个有效信号,经理们只有增加生产性努力,才能树立起一个高能力的声誉,非生产性的“权力投资”并不是获得控制权的一个有效手段。这样,我们看到,西方企业的经理人更有积极性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货币收益的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权力斗争。  相比之下,在国有企业中,经理们只能享受控制权收益,却没有合法的货币收益,只有控制企业,才能获得个人好处,而获得权利又没有一个合法的交易市场,因为控制权的转移与股票的转让没有关系。因此,争夺控制权收益,成了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国有企业的政府主管部门拥有西方股东任命经理的权力,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股东,并不真正关心企业的货币收益,从而并没有积极性选择经营能力高的人当经理。高能力的人控制企业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大的货币收益, 但没有股东愿意买他的账;低能力的经理给企业带来亏损,但没有人愿意赎买他让位。当政府官员对企业的货币收益无差异时,能力标准就让位给其他标准。官僚制度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官员选择经理的最安全、最有利的标准是候选人有没有“毛病”,是不是与自己“亲近”,而不是有没有能力,经营绩效如何。现任经理捍卫自己地位的最有效手段是在主管部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诋毁竞争对手;想夺取经理位置的人的最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在主管部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诋毁现任经理。当经理人市场不存在时,声誉机制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样,我们看到,对控制权争的夺变成了典型的政治斗争,国有企业经理人更有积极性把时间和精力用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创造货币收益的生产性活动。  由于同样的原因,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愿意退休。在私营企业,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休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殖得到补偿。相反,在国有企业,经理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损失而没有补偿,因此,除非身体特别糟糕,退休是不划算的。 如果现任经理不得不退休的话,他更有积极性选择一个亲信而不是能力高的人接替自己。选择亲信接班等于变相地出卖经理职位,因为亲信掌权为自己退休后分享一部分控制权收益提供了可能。相反,如果由能力高但非亲信的人接班,尽管企业的货币收益会增加,但退休经理将没有可能继续享受一部分控制权收益。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任人唯亲的现象最为严重。  我的研究还证明,经理人员的经营能力越低的企业,内部权力斗争越严重。当经理队伍由能力较高的人组成时,经理们更热心于生产性活动;相反,当经理队伍由能力较低的人组成时,经理们更乐于争权夺利。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的原则。  上述理论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改革产权制度着手。不解决所有权问题,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国有企业很难有真正的起色。我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第一,用自然人治理结构代替法人治理结构。自1979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一直是建立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实践表明,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为所谓的法人治理结构充其量只能解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不能解决经营者的选择问题,从而也就无法解决长期困绕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只要选择经营者的人不承担经营风险,他们就不可能有积极性任人唯贤,权力斗争就是内部人获得控制权的最有效手段。相反,如果企业经营者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自然人所有者选择,经营能力就会成为他们选择经营者的主要标准,经理市场就可以形成,经理们就会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权力斗争。  第二,让内部人购买足够数量的股份。我们的分析表明,即便国有企业的经理仍然由政府任命,让内部人持有股票也有助于减缓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当然,内部持股制度必须精心设计,否则也可能带来很大的消极作用。比如说,如果只有总经理一人持股,并且总经理的股票是免费赠予的,这样的持股制度等于增加控制权收益,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缓为争夺总经理职位的权力斗争。但如果经理班子集体持股(个人之间可以有差别),并且获得股票时必须支付相当的价格,就可以减缓经理层的权力斗争。最好是规定只有持有足够数量股票的人才有资格当经理,而不是相反。特别地,如果股票价格定在平均经营能力下的企业价值的水平,低于平均能力的人就不大有兴趣竞争经理的职位,权力斗争就会减少。当前,股票期权制度倍受推崇,并开始由政府推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的期权制度是与其自然人治理结构相对应的,如果企业经理仍然由政府任命,期权制度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权力斗争。企图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画出斑马是很难成功的。  第三,限制政府官员选择经理的自主权。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经理们之所以热衷于权力斗争,是因为政府选择经理的标准太软,主观性太大,容易受权力投资的左右。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用法律的形式将用人标准客观化。比如说,如果年龄和资历是选择经理的唯一标准,内部人就不会有兴趣从事权力斗争了。学历和文凭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尽管它们没有年龄那么客观(因为有假文凭)。根据考试成绩选拔经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抓阄来决定谁当经理。当然所有这些办法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第四,用股票赎买“元老”。 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愿意退休的原因也与产权有关。在私营企业,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休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殖得到补偿。相反,在国有企业,经理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损失而没有补偿,因此,除非身体特别糟糕,退休是不划算的。类似的情况在一些产权不清的民营企业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应该退位的人通常正是那些为企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创业元老,加之,这些企业也没有类似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裁定谁该让位,要让这些创业元老一无所有地退位是很难的,不少民营企业就是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分崩离析的。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给该退位的创业元老股权。联想集团用分配股票的办法解决“元老”问题,真是聪明之举,值得所有类似的国有企业和类似的“民营企业”效仿。

毛振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政府和国企降杠杆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12日表示,无论从降风险的角度还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去杠杆应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转型的切入点和聚焦点。  在12日举行的“穆迪—中诚信国际信用风险会议”上,毛振华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的边际效用递减。体制扭曲和资源错配,使得政府和国企成为中国经济的负债主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和风险不断累积的重要因素。因此,降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是去杠杆的核心。  “只有降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市场化的更优配置,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举措,唯有如此才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他说。  对于如何降低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实现政府与国有企业去杠杆化,毛振华认为,一方面要在“稳货币”的约束下“调结构”,通过限制增量、盘活存量实现经济结构的内部重构,限制杠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要降低对投资拉动的依赖,扩大居民消费,实现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杠杆水平的再平衡。  同时,还要建立政府资产负债表,合理确定政府的负债规模和水平,合理确定政府债务上限;同时配以政府债务监管和风险监控措施,建立一个完善的有限的政府负债体系。  毛振华建议,应当仿照自贸区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正面清单”管理。而对于泡沫领域的行业、非主营业务的行业以及完全竞争领域的行业则国有企业应当禁入。  “通过‘正面清单’管理不仅可以使国有企业通过出售资产降低负债率、更重要的是降低对资源的过度占用,使资源配置更加公平有效。”他说。(新华网)

张伟:混合所有制企业比国企更容易被海外市场接受  据经济之声报道,正在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锁定明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词——“改革”,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通过改革提升实力,更好地“走出去”?2013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上,业界传递出自发改革的心声。   在2013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上,“改革”不再是个空泛的概念和口号,而是业界的一种自发意识。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张伟开门见山地说,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打拼的经验教训来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激发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让混合所有制经济跻身国际舞台,会更有竞争力。   张伟:追求更高效率的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收购兼并,可以有效盘活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与贸易方面,混合所有制经济,相比国有企业更容易被接受,有助于中国企业扩大海外市场。   除了企业自身管理制度要改,政府为企业发展创造的环境也要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说,今后,在政府放权给市场的改革中,要更多体现对民营企业的公平待遇。   魏建国:国企民企是平等的,围绕这个加大政府的放权,加大民营企业的获利,加大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加大中国要作为第二经济体的根本支撑。   在企业面临的大环境中,国内的各种改革只是一个方面,对于想要“走出去”的企业来说,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同样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对此,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做出了判断:   王志浩:全球经济明年会有一个反弹的趋势。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全球经济会好一些。最明显就是美国和欧洲。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激发了中国企业主动改变、寻求突破的意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改从前的盲目扩张,多了一份冷静的思考。亨通集团董事长崔根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说走就走,而是要有清晰的战略布局。   崔根良:成为国际化公司,也是个长期过程,不是我今天想成为国际化公司,明天就能实现,对我公司实现国际化,我提出了三步走,第一产品出口,第二资本输出,第三再实现品牌输出。(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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