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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乾隆为何拜谒朱元璋陵寝宣扬天下夺自流寇-【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09:03:26 阅读: 来源:压铸锌铝件厂家

有明一代,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备受尊崇。每岁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国之大事,均需遣勋戚大臣祭告。明清鼎革之后,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乾年间,康熙南巡,6次遣官拜祭,5次亲往谒陵;乾隆6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可谓优渥有加。被时人誉为“礼文隆渥,踰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康乾二帝何以对前明君主推崇备至,值得思索。一、明孝陵是正统地位的象征清朝入关伊始,就十分重视对明孝陵的维护。顺治元年五月,全国局势未稳之际,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就“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顺治二年五月初,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本月中旬进驻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到达金陵,即亲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礼数之尊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据说“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古以来,祭祀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明室覆亡前,对孝陵的官方祭祀,理所当然是由明皇室主持进行,而现在却由清代皇帝取而代之。祭祀主角的转换,其实暗合了江山易主的历史现实,亦即表明了正统地位的转换。这恐怕是多铎亲王、康熙皇帝祭拜孝陵时,所要向世人表述的第一层含义。其实,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而明人章潢的《图书编》,则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诸王上表劝进。燕王命驾将入城,学士杨荣迎驾前日:‘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燕王悟,遂谒孝陵。”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清朝的帝王是看得相当明白的。乾隆皇帝就有《明太祖陵》诗,云“金川不守景隆城,叩马壮哉御史楹。先谒陵乎先即位,杨荣却异姓连情。”崇祯十七年三月,李白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东林党人力主潞王;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则主张桂王,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当然,清代的皇帝是没有必要先谒孝陵再即位的。但康熙至陵前的拜谒,与燕王、福王的祭拜在实质上是有其相似之处的。都是要通过谒陵这一形式,昭示天下,所不同的只是昭示内容而已。清帝要向明代遗民表述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义军相抗也好,拒不出仕也罢,官方祭祀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爱新觉罗氏的手里,这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了。通常情况下,清帝在谒陵之后,紧接着的一项活动就是临幸演武场阅兵,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点。比如康熙皇帝在6次南巡中,共进行了5次阅兵,其中3次都是在谒陵的当天,2次是次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第4次南巡,巧合的是,那次他也没有亲往祭陵。对此,《金陵通纪》等均有详细记载。如果说乾隆皇帝南巡时的阅兵,已经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的成分居多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康熙帝的阅兵,其用意就要深远得多了。一边是毕恭毕敬的谒陵,一边是耀武扬威的阅兵。其时间之近,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尤其是康熙首次南巡谒陵后,“驻跸大教场,将军以下官射”,最后,康熙皇帝“亲射,右发五矢皆中,左发五矢四中”,据说“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欢呼”。场面之壮观,不难想象。一则鼓舞了士气,二则扬威于人心未稳的江南民众。年少老成的康熙帝,一手文治,一手武功,其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治手腕,让人不得不赞叹。二、祭明陵表达了对满汉认同的诉求明清易代被称之为“天崩地坼”的大事,之所以如此,绝不仅是因为政权的嬗替。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际和明清鼎革相类似,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异族的入主中原。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论。”从中人们不难读出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清初的“薙发令”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清帝在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到士风最为浓厚、遗民最为集中的江南拜谒孝陵,其谋求满汉认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诉求,就不言自明了。“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乾隆就曾在其《历代帝王庙礼成恭纪》中,愤愤不平地辩解道。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阂,相对于强势的中原儒家传统文化,清朝统治者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接纳并吸收儒家文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归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诣孔庙参谒。《清史稿》记之甚详:“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人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详,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孔庙的“九叩礼”,让人不由联想到半个月前康熙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由此亦可见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论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明太祖可能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但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对二者的拜祭,相似的决不仅是形式上的“三跪九叩”,更是实质上的对满汉文化认同的诉求。一个是“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代表着对千年儒家文化的传承;一个是开创有明一代基业的明太祖,代表着对前朝君主的优渥;正所谓殊途而同归。对于清初那批数量庞大的明代遗民来说,明孝陵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对孝陵的拜祭,其实就代表了对故国的追思。所以,在清初,自然会有那么的人前去“哭陵”。所谓“孤忠遗老,于社稷沦胥之后,既倮然亡奈何矣。独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顺治八年,顾炎武初谒孝陵,从此寓居在钟山之下,自名“蒋山佣”,表明了自己要做明太祖守陵人的心志。此后的十余年间,顾炎武一共七谒孝陵。“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其谒陵时心境之悲凉,是后人难以真正体会的。在当时有相似心境的,又岂止顾亭林一人,他代表了那一整代的明遗民。“孤臣二十余年泪,忍到今秋洒孝陵”,孝陵已经成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发泄情感的场所,也是已经灭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后象征。一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审视清帝的谒陵,就会发现其行为本身的针对性是相当强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遗民们。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据说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声势浩大;而其恭敬谦卑的做法,更被誉为“足超轶百代”。由此,不难想象清帝谒陵在江南社会起到的轰动效果。于是在热闹喧嚣的背后,一些事情似乎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转变。那些明遗民会发现,他们那片最后的“精神家园”似乎也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新朝君主礼贤前代的场所。谒陵的主角也不再是他们这些“歌哭陵上”的“孤忠遗老”,而变成了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的新朝君主。不经意间,人们似乎已将自己的注意力由孝陵本身转移到了谒陵的人身上。而对孝陵的拜谒,似乎也没有了那种“长歌当哭”的悲情氛围。“涕泗遗民在,悲歌隔世同”,明遗民的心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三、祭明陵是对“清承明制”的认同在清代,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一直是非常高的。《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十年正月)丙申,(顺治)幸内苑,阅《通鉴》”,提出一个问题:“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人答道:“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帝并不认同这个看法,他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可见,顺治皇帝对明太祖评价之高。康熙帝亦有相似的评价,在其第三次南巡祭拜孝陵时,亲书“治隆唐宋”四字,并命江宁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对明太祖的评价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顺康二帝在明太祖评价问题上口径之一致,令人吃惊。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同样,顺治皇帝给出的明太祖超越前代君王的理由,也是所定制度“规划周详”。既然明代制度如此完善,“咸极周详”,那清代理所当然要加以继承了。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对于这一点,清代的统治者是不避讳的。康熙帝就曾反复提及“明太祖旷世英雄,超轶往昔,规模典章,我朝尚多徵据”,“朕观明史,……我朝事例,因之者多”。事实也确实如此。明代的典章制度到清代大部分都得到了保留,最主要的如中央不设宰相,以内阁作为辅政机构,相权分归六部;地方设总督巡抚;监察方面,中央仍设六科给事中,地方则是十五道;司法制度上仍是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而这些制度,主要创立于明初,由朱元璋一手厘定。由此观之,清代君主对明太祖的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肯定了明太祖,其实就是肯定了明代,特别是明代的典章制度;而肯定了明制,就是肯定了与之相因袭的清朝自身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这层含义上推而广之,也就不难理解康乾南巡时祭拜孝陵礼数之优渥、态度之恭敬了。同样,在清帝历次谒陵的祭文中,更是不厌其烦的阐述其“继统”而非夺位的身份。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说道“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首先,强调明代的灭亡是“国祚已终”、气数已尽;其次,申明清军入关击败李白成的农民军,是“驱除逆寇”,既为明代报了深仇大恨,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此推之,则明清易代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谒陵后所作《过金陵论》中说:“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不仅再次强调农民军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调南明政权的无能与非法。因此清代才会“受天眷命,绍缵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谒明孝陵时所作的诗中,说得更为直接:“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困危致允升。”一言以蔽之,阐述清朝的正统与继承的合法,是清帝谒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时候,祭文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宣讲书;而明孝陵,则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军事杀戮更行之有效。四、结语三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审视清帝祭拜明孝陵的举动时,应当肯定其积极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清帝的谒明陵是其统治方针转变的一个缩影,政策上由入关之初的军事杀戮、强力镇压向诉求文化认同、消弥民族矛盾的转变,很好地笼络了人心,并进一步稳定了全国局势,特别是在当初反抗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曾经作为故明象征的明孝陵,在文人笔下逐步地转变为吊古鉴今的所在。“山河故国事全销,黄屋青丘锁寂寥”,面对孝陵,人们更多的感受是对王朝更替、时代兴衰的感慨。“怅望寝园今寂寞,橐驼秋牧孝陵烟”,透露出的已经是历史的落寞和时人的闲散;“寒云无恙锁松楸,共道兴朝礼数优。仍遣中璫趋享殿,不教牧竖践明楼。”此时的士人们主要做的,已经是对本朝和当今皇上的歌功颂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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