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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质性自然因强烈的道德感被体制所淘汰

发布时间:2021-01-07 10:37:47 阅读: 来源:压铸锌铝件厂家

陶渊明质性自然 因强烈的道德感被体制所“淘汰”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为东晋重臣,官至大司马,封长沙公。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乃东晋名士。然至渊明父辈,家道逐渐衰落。渊明幼年仍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并受到那个时代玄风的影响,而“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晋书》)。

渊明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年轻时即“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此时家贫,“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内心却觉得很平常,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时人谓之实录。

到28岁时,陶渊明却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而出来做官。因为不是可以获得世袭官位的世家子弟,渊明只能做点小官。出生于军功卓著家族,渊明本有些救世的抱负,却被一点点磨去。 世俗社会的人“矫厉才智,竞逐纵横”,现实世界充满了“欺诈”,毫无是非价值可言。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对少年即好读《六经》的陶渊明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无论如何,绝不混迹于肮脏世俗,始终保持质性自然,是渊明的人生底线。

而“鸟尽废良弓”(《饮酒》)是政治生活的常态,为何不避开呢?出身名门的西晋文人陆机,隐居十年后,冲动赴洛,最后卷入权力斗争,不幸死于非命。渊明不甘愿做权力斗争的炮灰,“觉悟当念还”。而渊明性刚,又岂肯“为五斗米折腰”,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心为形役” (《归去来兮辞》),牺牲自由,耗费生命?质性自然与强烈的道德感,决定渊明迟早要被体制所“淘汰”。

在陶渊明眼里,孔子是一位保持了真与淳的先贤。然他又不同于孔子,不以务农为耻,而以耕种为乐。他尽情享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轻松快乐。“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田园生活,随意自在,充满诗情画意。

然而退出体制,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快乐自在,有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陶渊明仿效董仲舒、司马迁,作《感士不遇赋》,公开批评逆淘汰的社会现实:“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谢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对自己的选择给家人带来困境,渊明亦深感愧疚。在《与子俨等疏》中,他两次表达自己对儿子们的愧疚。坦言自己性情刚烈,才能拙劣,待人接物多有违逆,当时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便决意辞官归隐,结果使孩子们“幼而饥寒”。

不过,渊明“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宁可守拙归隐于田园,亦不愿待价而沽于朝市,始终未接受朝廷的征召。

其实,渊明晚年并不强以出世为高,亦不以入世为卑。虽不做官,亦未必非要毫不关心世事,断绝与所有官员的来往。移居城郊,与朋友无间,并非可以说明他志向的改变。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安贫乐道、顺应自然与心怀仁义并行不悖,渊明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现实污浊,可以逃至田园,死亡之运,何处可逃?有人说,渊明一生都没有真正超脱生死。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对死亡的忧惧,的确始终频繁地刺激着他。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九日闲居》);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生。”(《杂诗》),即便充满喜悦的《归园田居》也抹上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悲观情绪。尽管“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渊明最后提出更具超越性的解决方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委运顺化,顺应生死之自然规律。

理性上悟透生死,并不代表经验中完全不怀有对死亡的恐惧。他饮酒忘忧,吃菊养寿,“酒能去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流露出纵情行乐的思想。

逃避死亡意识最佳的方式,是与自然合一。春天来了,渊明穿上春服,来到东郊,感受“山滌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生命气息(《时运》)。清晨,他休憩于屋,“花药分列,林竹茂密。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清新的田园,静谧的山水,音乐、酒与诗歌,始终给予渊明极大的温暖与安慰。

田园其实也是人生逆旅,死亡是人的最后归宿。刘宋政权建立后的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离世。临终前夕,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南征,草木黄落。他看众人脸色渐趋暗淡,听周围声音愈加遥远,知大限将至,乃作《自祭文》一篇。渊明言己虽逢运贫,还是快乐地耕种,读书,弹琴与酣饮;乐天知命,内心闲静;并非以获得权贵的恩宠为荣,在污浊的尘世间保持了自己的纯净;过着隐士的生活,从老而终,至此,也没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可以没有遗憾地死去了。他想象亲戚良友为自己奔丧的情景,葬之原野,以安己魂。墓地不奢华,不起高坟,不栽墓树。至此,生前赞誉已不重要,死后赞扬更无意义。渊明问,人活着很难,死去会不会比活着更好?表达与人生的诀别。不过,对于自己将死,渊明并未如庄子所描述的鼓盆而歌,而是以极度悲哀之感慨结束祭文。渊明一生纠结于不遇的愤懑,死亡的恐惧,这一切,最终在他直面死亡之际,得到消解。据颜延之所述,渊明离世时,“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怀和长毕”。

陶渊明不是一位完全超脱生死、完全放弃名利的人,他只是一位“悲欢忧喜,出于自然”的旷达之人。他的伟大在于,通过“导发意气”的诗文,展现了人生的矛盾与痛苦,以及暂时解决矛盾与痛苦的路径,从而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与心灵的安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人生体味,是渊明为后人贡献的巨大精神财富。而这一切,均源自于他对自然人生的不懈追求。

不久前,火车上,见一位青年在读书,问他读什么,他把书的封面朝向我,是本《陶渊明集校笺》。渊明逝去1600年了,今天的青年还在读他的诗文。不知青年看到的是怎样的渊明,是为修复心灵的痛苦而读陶,或是暗恋渊明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还是在渊明的文字里寻找理想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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